“一次复诊引出一段尘封许久的医患故事：肝癌患者术后 奇迹存活32年”

梁生是32年前的病历。

刘超和患者一起拍了照片。

“医生，我32年前做了肝癌切除术，切掉了一半肝脏，想查查剩下的肝脏现在怎么样了”69岁的广东四会人梁生(化名)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胆胰外科主任刘超的诊室，一句话震惊了刘超。

肝癌被称为“癌王”，治疗中晚期肝癌疗效欠佳。 特别是30多年前，患者术后生存这么久，被称为“奇迹”。

广州日报所有媒体记者11月23日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获悉，最新磁共振( mr )复查显示，梁生物体内残留的肝脏一半健康，抽血检查发现肿瘤标志物水平正常。 在这次复诊中，意外地引出了被封杀很久的医务人员的故事。

32年前的病历他现在还留着

“上腹部疼痛3年，甲胎蛋白( afp )超过500ng，全肝弥漫性肝硬化(中度)、原发性肝癌合并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脾肿大……”。 在纸黄的病历上认真地写着钢笔字的病情，即使经过了32年的时间，还是一边读一边发抖。

多年来，梁生一直妥善保管着这个病历。 详细记录了与医生的消灭“癌魔”、重生的难忘经历。

“小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父亲是家庭的支柱，靠农业养家。 听到他患有“重病”的消息，我们全家都觉得天要塌了。”梁生的次女阿玲还记得那慌张的日子。 梁生有三个孩子，当时长女在上中学，阿玲在上小学，小儿子才二十三岁。

在此期间，梁生经常感到肝区疼痛，但由于家境贫寒，一直没有拖着治疗。 当他全身的皮肤变黄，瘦成一个大圆圈时，他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手术后他使用了新的治疗方案

1988年7月，梁生来到广州，慕名向刘超教授恩师、已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顾庆嘉教授求医，此时他已经是肝癌中期。 他总是很坚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肝癌。 顾庆嘉教授告诉他，这和他患有乙肝有多年关系。

“病毒性肝炎是肝癌最重要的诱因，其中乙肝病毒感染者罹患肝癌的风险是非感染者的15-20倍。 ”。 刘超教授说，在中国，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癌的比例极高，约占全体肝癌的63.9%至90%。 许多患者在发病早期没有典型症状和生命体征，感到肝区疼痛或出现黄疸时，多已是中晚期，多位患者合并肝硬化，可能失去外科手术的机会。 据统计，100名肝癌患者中，确诊时有手术机会的只有20到30人。

幸运的是，梁生得到了手术的机会，也意味着命运有可能逆转。

1988年7月21日，顾庆嘉教授在陈积圣教授的协助下，将肿瘤所在的左肝叶细致、完美地切除，结扎脾动脉。 手术7天后，梁生用抗肿瘤药5 -氟尿嘧啶( 5fu )开始化疗。

在顾庆嘉教授的再三催促下，梁生接受了肝动脉灌注化疗。 这个决定对肝胆外科的专家来说必须冒“失败”的风险。

肝动脉灌注化疗是介入治疗的手段，一般来说，相当于用药物就近给肿瘤组织“洗澡”，最大限度地杀灭残存的肿瘤组织。 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治疗手段在肿瘤治疗行业是新事物。

直到本世纪初，肝胆外科学界对“肝癌手术后是否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的意见还不统一。 受当时药物的使用限制，这种治疗手段被多位外科医生评价为“疗效差，不需要采用”。 但顾庆嘉教授愿意为患者放手，尽一切可能，他排除了所有会议，安排梁生进行肝动脉灌注化疗。

一位老教授的远见

术后半年，梁生回医院复查，肿瘤得到控制。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按医生的要求观察养生、饮食的节制，平安地度过了30多年。

年去世的顾庆嘉教授生前是华南肝胆外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曾要求外科医生术前回答8个问题:“患者得了什么病？” 病灶和周围的关系怎么样？ 对患者全身重要脏器的功能状态有全面的判断吗？ 做这个手术会超过患者的支付能力吗？ 手术指征确定吗？ 手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吗？ 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和应对措施怎么样？ 医生本人有能力完成这个手术吗？ ”。 这8个问题是顾庆嘉总结其临床经验，被外科界多家媒体转载，被后辈医生称为“区八条”。

“区医生的一生始终以患者为中心。 他说:“对肝癌的治疗抱有乐观的眼光，认为不能只依赖外科医生的‘柳叶刀’。” 刘超说，随着新药开发的进步，肝动脉灌注化疗的价值被医学界重新发现，同时在治疗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顾庆嘉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过。 他敏锐地意识到肝病的治疗光靠外科是不行的，回国后马上建设实验室，把免疫治疗引入肝肿瘤的治疗范畴。 “我一入门就被安排去研究细胞，当时有点不甘心和困惑。 ”。 多年来，随着肿瘤精确医学的迅速发展，刘超教授注意到顾庆嘉的目光超越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