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频发提示健康权益需要体制保障”

【光明时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灵魂关于“过劳”的拷问。 从“996”到“打工人”，从“职场捕鱼”到互联网公司的“大小周”。 最近，“某工厂23岁员工加班猝死”、“某平台43岁外卖员送饭时猝死”的两条新闻在社会交流媒体上引发热议。 为什么在工作中多次禁止过度加班？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累了？ 这成了公共讨论的最新热点话题。

关于“过劳”的讨论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背景。 过去十年，互联网潜力迅速挖掘，红利井喷、贫富不均的老问题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叠加了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说明在gdp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劳动者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利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增加劳动时间。 另一方面，受到住宅、教育、医疗等压力的“城市一代”的年轻人，必须带着梦想面对困难。

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在某些领域确实也是存在长时间劳动的现象。 加班等同于敬业，即使是将超时工作视为艰苦奋斗的以前的思想，客观上也普遍存在“过劳”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我国劳动法确定，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法律条文缺乏比较有效的约束力。 即使公司违法，也经常被处以少量罚款，与加班带来的价值相比毫无价值。

当然，“过劳”问题的存在也与过度竞争下劳动者的焦虑意识有关。 可以说“过劳”刻画了一代人的成长方式。 即使是因竞争而生、因奋斗而辛苦、从名校毕业的高才生，也受到就业和成长的不安，为了实现kpi (业绩量化)而必须超时工作。 “你不要，是人做的”，高薪公司的骄傲姿态并不少见。 对于在大城市到处跑的打工者来说，由于员工的可替代性很强，担心失去员工而被迫加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这种“骨感”的现实中，人们害怕被取代、被落下，也不能退却。 对加班敢于说“不”的工人会意识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足以“托付”自己。 长期以来，加班文化由氛围变为制度，由个别变为普遍，同行的压力和自我焦虑也笼罩了里面的所有人。 加班文化就这样成为“过劳”的共犯。

“过劳”需要被看到、正视、更积极地应对。 当我们谈到“过劳”时，讽刺的是，“过劳”还有人提出论调证明你还是“某劳”，幸好没有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在“保就业”和“好就业”的天平上，劳动者焦虑不安，害怕被同类取代，害怕被机器取代。 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事业本身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工作和生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未来还有边界吗？ 劳动尊严如何实现？ 除了“过劳”之外，还有其他可以代替的劳动形式吗？ 这一切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令人痛心的“过劳死”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建立个人生命健康快速发展的体制保障。 为了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他们也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不仅要让他们劳动，还必须让劳动有尊严和温度。 在“过劳”热烈讨论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健康奋斗过上稳定向上的生活而采取的探索方向。 (孙萍)